1970年12月17日凌晨4时，昆明军区大院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，冬日的寒风卷着雾气，刮过院落的树梢，发出阵阵低沉的呼啸。这座承载着边境防务重任的军事大院，平日里戒备森严、岗哨林立，此刻却异常寂静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哨兵脚步声，打破了深夜的静谧。谁也不会想到，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，正在这片寂静中悄然发生。
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，打破了大院的宁静，紧接着，又是几声枪响，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刺耳。几分钟后，昆明军区大院的灯光陆续亮起，急促的脚步声、呼喊声交织在一起，原本肃穆的军事大院，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。人们匆匆赶往枪声来源地——军区政委谭甫仁的住所，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：开国中将谭甫仁倒在自家走廊上，浑身是血，气息全无；他的夫人王里岩，也倒在卧室里，早已没了生命体征。
更令人愤慨的是，负责保卫谭甫仁安全的两名警卫员，一个听到枪声后吓得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，一个则根本不在岗，早已脱离了自己的执勤岗位。一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、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炮火洗礼的开国中将，一位为国家和人民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，竟然在自己的住所、在本该最安全的军区大院里，惨遭杀害，这一消息如同惊雷，迅速传遍了昆明，随后震惊了全国。
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，不是外来的敌人，也不是蓄意报复的仇家，而是经常在军区大院进进出出、负责大院安全保卫工作的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。一个本该守护大院安全、保护首长安全的保卫干部，为何会对自己的首长痛下杀手？两人之间无冤无仇，王自正的背后，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这一切，还要从王自正的真实身份说起。
要了解这起血案的来龙去脉，首先要认识两位核心人物——谭甫仁和王自正。谭甫仁，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仁化县城口镇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。他从普通战士做起，历经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凭借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出色的军事、政治能力，逐渐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将领。
土地革命时期，谭甫仁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在长征途中，他不畏艰险、冲锋在前，多次在关键时刻立下战功；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7团政治处主任，跟随部队深入敌后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发动群众、打击日寇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；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历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政治委员等职，参与指挥了辽沈、平津等重大战役，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1955年，新中国首次授衔，谭甫仁被授予中将军衔，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，这份荣誉，是对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最高肯定。此后，他先后担任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、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、工程兵政治委员等职，1968年5月，谭甫仁调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，成为昆明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肩负着守护西南边境、稳定地方局势的重要使命。
彼时的中国，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，1970年初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》等文件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打击反革命分子、反对贪污盗窃、反对投机倒把、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同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在持续推进，各地都在开展大规模的排查和审查工作，气氛十分紧张。昆明军区作为西南边境的重要军事单位，也严格按照中央要求，开展清队工作，排查内部的可疑人员。
而凶手王自正，其实并不是他的本名，他的真实名字叫王志政，河南内黄人，家里成分是富农。1947年，国民党军队短暂占领了他的家乡，当时的王志政年仅20多岁，被利益诱惑，跟着堂兄加入了国民党还乡团。还乡团是国民党反动派扶持的反动武装，专门针对农村的革命群众和基层干部进行暴力清算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。
在加入还乡团期间，王志政亲手参与了对当地农民的迫害，甚至直接枪杀了村里的武委会主任，这起事件被当地群众称为“武拐事件”，成为王志政身上无法抹去的血债。1949年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全国解放的大势已不可逆转，王志政深知自己双手沾满鲜血，一旦被清算，必定没有好下场，于是他选择畏罪出逃，并且改名为王自正，彻底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过往。
出逃后的王自正，凭借着一张精心编造的履历，混进了解放军队伍。他深知自己的身份敏感，所以格外谨慎，极少和家乡的人联系，即便偶尔写信，也故意填写假地址，生怕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在部队里，王自正表现得十分“积极”，做事勤快、说话谨慎，刻意隐藏自己的本性，凭借着这种伪装，他一步步获得了组织的信任，逐渐得到提拔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自正凭借着多年的伪装，一路升迁，最终被调到昆明军区保卫部，担任保卫科副科长。这个职位，负责军区大院的安全保卫工作，能够自由进出军区大院的各个区域，甚至可以接触到枪支弹药和首长的住所信息，这也为他后来的行凶埋下了隐患。提干之后，王自正把妻子接到了部队，从此几乎断绝了和老家的所有联系，靠着这份精心的伪装，他过上了安稳的生活，甚至一度成为别人眼中“有出息”的干部。
然而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1970年，全国范围内的清队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，王自正的家乡群众，始终没有忘记他当年的罪行，先后几次写信检举他的真实身份和血债，这些检举信经过层层辗转，最终送到了昆明军区相关部门手中。军区领导高度重视，经过初步核实后，于1970年4月，将王自正隔离审查，关进了原战俘管理所，对他的过往进行全面调查。
对于王自正来说，被隔离审查，就意味着他多年的伪装彻底被戳破，他靠造假得来的一切——稳定的工作、体面的身份、幸福的家庭，都将化为泡影。他很清楚，自己当年的罪行一旦被彻底查清，等待他的必定是严厉的惩罚，轻则牢狱之灾，重则性命难保。一想到自己即将失去所有，王自正的内心充满了怨恨和不甘，他没有反思自己的罪行，反而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了组织和审查他的人身上。
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，王自正的心态逐渐扭曲，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不能这样死，要死也要杀几个人，找个垫背的，这样才够本。”为了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，他甚至列出了一串名单，上面都是昆明军区的高级将领，包括军区副司令员等人，他计划在逃跑后，将这些人一一杀害。
但经过一番盘算，王自正最终划掉了名单上的所有人，只留下了一个名字——谭甫仁。他心里打着一个阴险的算盘：谭甫仁是昆明军区的政治委员，是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身份尊贵、影响巨大，杀掉他，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泄自己的怨恨，也能制造最大的轰动，让自己“死得其所”。他很清楚，谭甫仁与自己无冤无仇，甚至根本不了解他的真实过往，但在扭曲的心态驱使下，他早已不管不顾，满脑子都是如何报复、如何制造更大的混乱。
被隔离审查期间，王自正表面上十分顺从，暗地里却一直在寻找逃跑行凶的机会。他利用自己曾经担任保卫科副科长的身份，对军区大院的布局、岗哨位置、枪支存放地点了如指掌，甚至还偷偷藏了一把手枪和子弹，为自己的行凶做好了准备。1970年12月17日凌晨，趁着夜色和哨兵换岗的间隙，王自正成功挣脱看守，从战俘管理所逃了出来，径直奔向昆明军区大院。
此时的昆明军区大院，因为部分部队响应号召开展“千里野营拉练”，保卫力量有所薄弱，加上深夜时分，岗哨的警惕性也有所降低。王自正凭借着对大院的熟悉，避开了岗哨，爬过东侧围墙，悄悄摸进了大院内部。他先是摸到厨房，找到一把破椅子垫脚，翻窗进入谭甫仁的住所大楼，直奔谭甫仁的卧室，想要直接杀害谭甫仁。
可他推开门后，发现卧室里只有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，并没有谭甫仁的身影。此时的王里岩，被突然闯入的陌生人惊醒，刚要呼喊，就被王自正残忍地开枪射杀。枪声惊醒了隔壁房间的谭甫仁，他来不及多想，匆忙披上衣服，开门就往楼下跑，想要去找警卫员求救。他一边跑，一边大声呼喊警卫员的名字：“小李！小李！”
可谭甫仁不知道的是，负责保卫他安全的两名警卫员，此刻早已不在岗位上。其中一名警卫员，听到枪声后吓得魂飞魄散，躲在自己的宿舍被窝里，不敢出来；另一名警卫员，则早已脱离岗位，和一名比他大30岁的国民党军官遗孀厮混，根本没有听到枪声，也没有履行自己的保卫职责。
谭甫仁出门时太过匆忙，没有携带任何武器，也没有留意到身后悄悄跟着的王自正。王自正戴着口罩，压低了帽檐，紧紧跟在谭甫仁身后，趁着谭甫仁呼喊警卫员、注意力分散的瞬间，瞅准机会，掏出藏在身上的手枪，对着谭甫仁连开五枪。子弹击中了谭甫仁的要害，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中将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当场倒在了自家的走廊上，鲜血染红了冰冷的地面。
行凶之后，王自正迅速逃离了现场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几分钟后，谭甫仁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夫妇二人，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将谭甫仁夫妇送往军区医院抢救。医生们使出浑身解数，全力抢救谭甫仁的生命，可由于伤势过重，子弹击中了要害，最终还是无力回天。1970年12月17日下午4时，谭甫仁因伤重离世，终年60岁。
开国中将在自家住所惨遭杀害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首例高级将领在军区大院被暗杀的案件，消息传出后，举国震惊。无论是军内的老战友，还是地方的群众，得知谭甫仁将军遇害的消息后，都悲痛不已。周总理在得知消息后，高度重视，当即作出重要指示：火速破案，严惩凶手，重点排查内部人员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线索。
按照周总理的指示，中央迅速成立了专案组，抽调了公安、军队、法医、指纹专家等骨干力量，赶赴昆明，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。专案组抵达昆明后，立即对昆明军区大院进行了全面封锁，开展地毯式排查，要求大院里的每一个人，都必须详细交代案发当晚的行踪，并且找到两个以上的证明人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与此同时，昆明火车站、昆明机场紧急戒严，所有飞往各地的航班一度被叫停，进出昆明的车辆和人员，都要接受军警的逐一盘查。专案组根据目击者描述的凶手特征——身材高大、身穿军装，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军人进行排查，数名身材高大的军人被当场带走调查，可经过详细核实后，这些人都被排除了嫌疑。
一连排查了好几天，案件始终没有任何进展，专案组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，凶手熟悉军区大院的布局，能够轻松避开岗哨，而且使用的枪支弹药，正是昆明军区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。据此，专案组认定，凶手一定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员，而且很可能是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。
在排查过程中，专案组发现，大院里的所有人都能找到证明自己清白的人，只有一个人除外——正在被隔离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。案发当晚，王自正从战俘管理所逃脱，行踪不明，而且他的身形体态、穿着打扮，都与目击者描述的凶手高度吻合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有明确的作案动机——被隔离审查后，心怀怨恨，想要报复社会、制造轰动。
虽然线索逐渐指向王自正，但专案组并没有贸然定论，而是继续深入调查，寻找更多的证据。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，一个关键的证人出现了——军区大院里住着一个13岁的男孩，名叫马苏红。案发当天拂晓，马苏红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他睡眼惺忪地打开门，看到一个身材高大、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，神色慌张地向他问路，询问负责审查王自正的干部陈汉中的住所。
马苏红当时年纪还小，加上天色昏暗，并没有看清男人的脸，只是模糊地记得他的身形和穿着。十几天后，马苏红在院子里碰到了小伙伴，聊天时无意间提起了那天拂晓的敲门声，突然想起，那个问路的男人，身形和长相都很像小伙伴的父亲——王自正。
马苏红的这一发现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。专案组立即找来王自正的照片，让马苏红辨认，马苏红一眼就认出，照片上的人，就是那天拂晓向他问路的中年男人。与此同时，法医对案发现场的子弹进行了鉴定，确认现场遗留的子弹，正是保卫部丢失的那20发子弹中的一部分；指纹专家也在现场提取到了指纹，经过比对，与王自正的指纹完全一致。
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王自正，专案组当即决定，对王自正实施抓捕。经过多日的排查和追踪，专案组终于在昆明郊区的一个隐蔽地点找到了王自正，并于12月30日，将他带回专案组，当面进行确认。此时的王自正，早已察觉出苗头，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暴露，难逃惩罚，于是表面上磨磨蹭蹭，假装配合调查，暗地里却在寻找反抗和逃跑的机会。
就在专案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询问的时候，王自正突然从身上掏出藏着的手枪，对着身边的两名工作人员扣动了扳机，两名工作人员当场受伤。随后，王自正趁机冲出房间，想要逃跑，可他发现，房间外面早已被专案组的人包围，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。走投无路之下，王自正举起手枪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，当场开枪自杀，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
凶手王自正自杀身亡，这本该是案件的终点，可由于王自正没有留下任何口供，也没有明确的认罪记录，加上案件性质特殊、影响重大，组织上对此高度重视，担心案件存在遗漏，于是先后组建了两套专案班子，接力开展调查工作。公安、法医、指纹专家再次全部上阵，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重新勘查，对所有证据进行了反复核实，并且对王自正的过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。
为了保护案发现场，确保调查工作的准确性，专案组对谭甫仁的住所进行了封闭保护，这一封，就是七年。在这七年里，专案人员从未放弃，先后走访了数百名证人，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核实，排除了所有的疑点，最终确认，这起凶杀案，确实是王自正一人所为，没有任何同谋。
1978年6月，经过八年的深入调查和反复核实，组织上正式公布了案件结论：1970年12月17日，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谭甫仁夫妇遇害案，系原昆明军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（原名王志政）一人所为。王自正因隐瞒历史罪行、被隔离审查后心怀怨恨，蓄意报复，杀害谭甫仁夫妇后自杀身亡。
谭甫仁将军夫妇，一生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会死于一个阴险狡诈、心怀怨恨的伪装者手中。谭甫仁将军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、奉献的一生，他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开国中将，历经无数炮火洗礼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的牺牲，是党和军队的重大损失，更是全国人民的悲痛。
参考资料
1.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，《谭甫仁》，官方权威人物资料
2. 《党史博览》2006年第1期，《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案真相》
3. 澎湃新闻，《【韶关革命人物】谭甫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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